石大记忆 | 办好学校要依靠集体的力量 ——访原西南石油学院党委书记张永一教授

时　　间：2018年9月17日

地　　点：成都青羊区

人　　物：张永一

访 谈 人：向发全 陈建

照　　像：陈建

文稿撰写：向发全 陈建

文稿审核：姚明淑

人物简介

张永一在学校更名揭牌仪式上讲话

张永一，男，北京人，生于1936年10月，中共党员，教授。1955年毕业于北京石油地质学校野外地球物理专业，1958年毕业于哈尔滨外语学院俄语专业到北京石油学院工作。1958年8调入四川石油学院，1980年担任基础学科部副主任兼外语教研室主任，1983年11月担任西南石油学院院长，1986年4月担任西南石油学院党委书记。

1989年10月调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干部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1992年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在职期间，他主持的五个“第一”写进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史册：1994年，中国收购秘鲁塔拉拉油田，这是中国在国外收购的第一个油田；1994年底，从国外引进第一台并行机，实现了多道数据的并行处理；1996至1998年，他和壳牌石油公司一起第一次完成了从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到中国上海的油气管线的可行性研究；1996年，他与非洲的苏丹签定第一个石油合作开采合同；1996年，他以中俄油气合作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第一次与俄方开始了俄油气东输的谈判。1998年任国务院稽察特派员、国有大中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以一颗纯洁的心对待学生

记者：张书记您好！在您离开学校的日子里，一直非常关心学校的发展，非常关心这里的学生。记得在2006年4月15日学校的更名揭牌仪式上，您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爱这个学校，爱每一个学生”，表达了您与学校和学生的感情，学生对您非常尊敬和爱戴，请您谈谈您和学生之间的故事。

张：我认为对学生要有一颗纯洁、纯净的心，一颗大公无私的心，要对学生负责，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把学生放在第一位，对学生要有爱心，要倾听他们的意见，平时不只是注意他们的学习，注意他们的思想进步，也要注意他们的生活。有一段时间学生宿舍经常断电，为什么呢？是因为晚上大家都用那种土加热器烧水洗脚，结果保险丝烧断了，导致停电。学生就拿铜丝代替保险丝接上去，这样做很危险，有的时候整个电线板都烧黑了，很怕出事故。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就让后勤处在学生宿舍搭了一排蜂窝煤炉，专门安排了一个临时工在那管这些炉子，天天晚上烧热水，学生下了晚自习就有热水洗脚了，再也没有乱接电线烧水的事了。你只要真正关心学生，学生还是听话的。

1989年10月我到北京去报到的时候，早上从学校车队出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来了好多老师和学生，有一个学生给了我一个相册。等汽车离开学校后，我打开相册一看，是几个班的集体照，还有些个人的头像，最前面的那一页上写着4个字：严师慈父。我感觉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奖状，是刻在我心里面的东西。

张永一题词

办好学校要依靠集体的力量

记者：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们学校成立才20年，其中又被文革耽误了10年，规模小，实力弱，再加上地理位置比较偏僻，学校名气也不大。到了80年代，学校得到迅速发展，不仅有了硕士点、博士点，还争取到了国家重点学科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即便是在当时，很多教师都没有想到我们会实现这样的目标。请问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张：实际上，硕士点在邢汝霖当副院长时就有了，我们1978年招收硕士研究生，1981年正式拿到硕士点，是恢复高考后首批获得硕士学位学授予权的学校。我记得在1981年左右，邢院长派我和一个姓孙的电工教师到上海去了解上海各高校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情况，并且要求我们最好拿到他们的教学计划和各个学科的教学大纲。上海各大学都很客气，都很支持，我们基本上都拿到了想要的资料。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各个大学都在争先恐后地扩大自己的硕士点和博士点，感觉不这么做就会被甩出去一样。上海高校这种气氛给我很大的触动，回来之后我就给学校做了汇报，事情也在教师中传开了，大家都很关心学校下一步的发展问题。

1983年底任命我为院长，1984年2月学院党委就派我到中央党校学哲学。这次学习对我影响很大，有些基本观念影响了我一生，比如实事求是，对立统一，物质是第一性的但同时也承认精神对于物质的反作用，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是群众等观点，影响了我一生。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我利用星期日通过同学关系，到北京石油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邮电学院了解他们在抓什么，是怎么抓的。6月底结业返回南充之后，自己心中就有了一个初步的打算。

张永一和教师张仲良交谈

当时我们认识到学校的实际情况与建立一个一流大学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我想应该依靠集体的力量，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硕士点、博士点、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都要一个一个地建，一步一步地走，最后达到质变，把我院建成一个一流的大学。而集体力量的形成，首先必须是班子，班子必须团结一心，否则各带一部分群众各干各的，分散了，那力量就全没了。当时我们的班子是非常好的，大家都愿意为建成一流大学而出力。大家都是团结一心的，随时都可以互相通气，互相批评，互相帮助。有这样一个集体是学校能快速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教学和科研两个拳头都要硬

记者：80年代中期，您提出“两个拳头”论，这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提出来之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张：当时就是想尽快地办一些硕士点和博士点，而这是要通过审核的，需要大量过硬的科研成果，需要有相当数量的教授、副教授。所以那个时候党委成员和一些教师都跑出去，拿一些大的科研项目和大题目，回来之后由各系组织实施，进行集体攻关。

当时我们全力支持这种纵向的、由油田和部里提出的有影响的大项目。对只能出一些论文、赚一点科研费的个人项目，基本采取了不禁止也不支持的态度，这样就把全院的优秀教师，有能力搞科研的教师全部组织到大项目里来了。当时班子里的赵国珍、绍槐、家理、士伦还有罗平亚、马德坤等人，都形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并且通过他们又把有能力的教师组织进来了，成果不断出现，这样就带动了全院的科研工作的高潮。

担任西南石油学院党委书记时期的张永一

当时我们的口号是要把科研的拳头打出去。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一些意见，说学校不重视教学，科研影响了教学。当时党委研究讨论，认为确有重视科研，对教学不够重视的情况。但问题不是要把科研的拳头缩回来，而是要把教学的拳头也打出去，于是提出了教学与科研两个拳头都要打出去，两个拳头都要硬的指导思想。各级领导对教学都更加关心，在分配住房打分上，在评定职称上都向讲课的教师倾斜，大家心情又比较舒畅了。

当时全院气氛都比较好，各个系各个教研室都互相支持。当时要批一个硕士点、博士点都需要有相应数量的教授、副教授，有的时候不够了，就需要从别的教研室、别的学科那借一个来。当时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各系都是大力支持，要哪个就给哪个，因此办起事来非常快捷。实在不行了就与外校联合办，用尽一切办法，总之以办成为目的。

国际合作是办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

记者：8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国际交往和国际合作非常频繁，一批又一批的外国专家不断地来，我们的教师又不断地送出去。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张：为了办成一流高校，党委对加强国际联系也非常重视，只要一有机会就要抓住。我记得当时加拿大有一个项目，是加拿大政府援助玉门等油田的，其中一个子项目是办一个培训中心，当时玉门等油田的条件通不过。得到这个消息后，我就赶紧给总公司人教局和外事局申请我们来办，他们同意了，加拿大方面也来考察了，也通过了。这样中加培训中心就正式落户我院。

另外，为了与国外高校有一个比较，和更好地认识自己存在的差距，我们还专门与美国德州农机大学签订了一个合作办学的协议，我记得那时还专门加了一条，就是我们学校的讲师他们都当硕士研究生对待，这样更便于我们的教师去交流。还有就是不断地向人教局争取出国访问学者的名额，并且不断争取总公司派出去的代表团能够塞入我们学校的一两个教师，这样能够使我们的老师更多地接触到国外的实际情况。

张永一（左二）与来院访问的外国客人皮顿交谈

张永一（第一排左七）离院赴京时与同事们合影

1996年6月19日，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党组成员、

副总经理张永一出席西南石油学院第六次党代会

坎坷的人生道路

记者：1988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钻塔从你们足下升起》，书中有一篇文章叫《坎坷的道路 炽热的追求》，写了您加入少先队，被打成右派，戴着右派的帽子参加四川石油学院的筹建，1959年平反，文化大革命再次受到冲击，文革后入党，从事外语教学和外文翻译等许多故事，写得跌宕起伏、生动感人。您的人生道路非常坎坷，我们非常想听听您那些不平凡的经历。

张：这本书我没有什么印象，写我的文章是最近你们给我看了后才知道的。作者写的时候没有采访我，写了也没有给我看，不过我还是应该感谢他。这篇文章有些地方不真实，比如写加入少先队的情节，我不是在天安门广场宣的誓。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是1949年2月加入少先队的，当时共青团中央在东长安街的一栋大楼里办公，里面有两三间房子是少先队筹备组的，负责筹备的是两个女大学生，其中一个叫华顺，华罗庚的女儿。2月份通知我和我姐去入队宣誓，我们下午6点去的，在食堂吃了晚饭，然后叫我们在沙发上睡觉，夜里12点把我们叫醒，在大楼顶层的凉台上，满天都是星星，我们举着右手跟着华顺念少先队入队誓词，那时我感觉这是我一生最神圣的时刻。

初中毕业后考入北京石油地质学校，就是江汉石油学院的前身。1955年毕业时，我已经递交了到新疆的申请，但学校却派我到哈尔滨外语学院学俄语。哈尔滨外语学院的前身是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的外国语学校，院长是刘亚楼。1957年6月召开学生代表大会，有代表对毕业生的待遇问题提出异议，会议决定每个班选一名代表到北京反映情况，我们这个班就选了我，但我还不是毕业生，之后我们都没去。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这件事被定性为反动事件，被选出的代表被划为右派，被开除团籍，不久哈尔滨日报和黑龙江日报登出文章《从张永一堕落成右派看红专问题》，这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已经支撑不住了。那时我正参加松花江防汛工作，面对滔滔江水，真想纵身跳下去。书中写我回家后，哭湿了枕头的细节不真实，父母断了我的生活费是真实的。

1958年毕业后到北京石油学院工作了两三个月就来到四川石油学院，11月1日学院举行开学典礼时，我正在燕儿窝搞测量，为修校舍做准备。因为是右派，苦活重活脏活都干过，扫马路、扫厕所、搬煤碳、扛粮袋，喊干什么就干什么，有时干到深夜。1959年组织上给我平了反，1960年当了外语教研室秘书。后来十年文革，我又被划为牛鬼蛇神一类，又受到批斗和劳动改造。

我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英语、日语、法语、德语。英语笔头还可以，法语、德语各读了一本书，掌握了两三千个单词，日语的口语比英语还要差一些。这几门语言都有译作，比如《随钻测试》是一本书，译自俄文；《地下流体力学》也是一本书，译自俄文；《地质中的炭酸盐》这本书译自英文；《油与气甘酪根的异同》入选世界石油大会文选。这些资料都是为石油部翻译的。我们到石油部开会，部里说，这里有很多外文资料，各单位自已选，会什么就选什么，我去的时候，拿的都是别人选剩的。那时搞翻译都没有稿费。

德文最有意思，大约是1962年，教务处长是刘全有还是王良初记不太清了，他问我会德文吗？我说会一点，他说南充电厂从德国买了一台发电机，说明书和使用手册全是德文，没人翻译，你能译吗？当听到有用德文的机会，我非常高兴，就随口说“可以试试”。他把材料给我后说：“你要特别小心，不要出错。出了错就是大问题。”要是翻译错了，就是“右派分子破坏生产”，这顶帽子可不轻，让我非常担惊受怕，最后还是按时交了稿。在后来的一个月里我一直提心吊胆的，最后刘全有给我拿来了一只上海牌的自来水笔、两个笔记本，算是给我的报酬或者奖励吧，我很高兴，心里的石头这才落了下来，压力才算解脱了。

张永一和美国总统布什合影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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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 / 西南石油大学官网

编辑 / 马威